單兆榮(丹楓小筑)

陳芳明教授說：寫回憶錄，是政治；寫小說，是文學。
顯然，他偏愛後者。

誰先解嚴？是政治？是文學？
回首檢視，文學家的衝決網羅，使政治必須面對。

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，揭開黑暗人性，讓我們見到鏡像中的自己，因為真正的自己，活在別人的語彙裡。
現代主義文學在隱喻中對抗主流價值：漢人、男性、異性戀。
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，暴露人的自私；歐陽子的秋夜，揭示人性的貪婪；王文興的家變，對抗父權；白先勇的孽子，關照同性戀。讓邊緣價值發聲。
除了議題，還有寫作技巧、揭示人性和期待救贖，都成了台灣戰後文學的原型。
多少世代，讀它長大。

1970年代：
1972-73新詩論戰，文學該為誰而寫？菁英，還是大眾？政治上，出現黨外運動
1977鄉土文學論戰：左派的夏潮為農民工人發聲，與右派論戰，涉及意識型態。政治上有中壢事件，1979美麗島事件。

1980年代：
知識爆炸，錄影帶和傳真機，使文字和影像傳輸，躲過警總的眼。
新竹科學園區設立，帶動產業升級，強化中產階級的出現，以後的改革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有關。
歷史的書寫出現：記憶，成為作家重要的題材。如朱天心，我記得～難道你們都不記得了？忘記，就表示沒有發生過？
1987老兵返鄉探親運動，原是民進黨對抗體制衝撞的策略之一；曾幾何時，兩岸互通，成了賣台？

1990年代：手機、網路的衝擊，出現虛擬的第四度空間（時間、空間、心理之外的虛擬世界），也出現哈柏瑪斯說的合法性危機，顛覆主流論述。

2000年以後：
後現代的右派思考，偏重消費社會，解構主流論述；
後殖民的左派思考，偏重批判文化，重建主體論述；
兩者交織成台灣精彩的多元文學階段。

陳教授的第五堂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