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東三線為例

清末台北城,建築不過10多年,遭逢割台劇變,城牆拆除,長方形微東北傾向的四圍,在進行現代化的日人手裡拆除。1905年以後的四條三線路,就此見證城內城外的新式洋樓,一一成為官府或學術機構。
東三線四周,有台北市役所、台北州廳、二高女、研究院、基督教會、台大醫院、醫學院、新公園、總督官邸、公務宿舍,遙看坐東朝西的總督府,也與城牆剩餘的東門對望。
政權轉移,用途繼續改變。
東三線成了中山南路,對應梅屋敷改成的逸仙紀念館;台北市役所從地方變成了中央的行政院;台北州廳從行政權轉為監察權;二高女的學生進了北一女,建築為立法權掌控;教育權取代學術研究,民初北洋政府的王寵惠之子王大閎,賦予他結合中華元素的現代性。
2000年後,同一路上,以日治台灣作家為底,踏著他們的語彙前進,文學大道上,重探昔日風華。

現代御史在台北州廳:
建築是森山松之助的設計,地點跨圓環兩側,符合日式公共建築的權威性;國府轉為監察官員的機構,從行政權變成監察權,球員換成裁判。
西化的過程中,學習者模仿的對象,各國不一;即便西方自己,也是多種模式:英、法、美、德等眾人仰望的民主對象,各自展現國體選擇的不同風貌。學習哪一套?又演變成何種模式?都是吸收、消化與變遷的過程。
如日本政體,看似英式,但明治維新下的天皇權力大不同,與萬世ㄧ系的神話有關,和英王來自歐洲王室的聯姻不同。
時代不同,部門權責也發生變化。昔日行政權獨大,演變成立法權壯大;當行政、立法又是同黨時,誰大?見諸朝代殷鑑,永遠不會是六品御史!

日治,幸町教會;國府,濟南教會。完全能夠從名字見鄉情,移民不斷的台灣到處皆是。松山,日本改自清代錫口;台北帝國大學,國府改為台灣大學;東三線,成了中山南路。
「國語」教會,為什麼特別標註?原來曾經過往,是2個教會的分合。
清代台灣長老教會來自2個國家,馬雅各是蘇格蘭、馬偕是加拿大,彼此有往來,且都用台語傳教。
日本帶來不分派的基督教,但說台語的太平町教會和說日語(國語)的幸町教會,都入住了井手薰設計的這棟仿哥德式教堂。尖拱窗、扶壁是哥德元素;紅磚、白飾帶是日本英國風;石頭百葉窗,則是設計者的創意。
國府後,2座教會分開,此處獨留國語,繼續長老教會「焚而不毀」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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