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東三線為例
清末台北城，建築不過10多年，遭逢割台劇變，城牆拆除，長方形微東北傾向的四圍，在進行現代化的日人手裡拆除。1905年以後的四條三線路，就此見證城內城外的新式洋樓，一一成為官府或學術機構。
東三線四周，有台北市役所、台北州廳、二高女、研究院、基督教會、台大醫院、醫學院、新公園、總督官邸、公務宿舍，遙看坐東朝西的總督府，也與城牆剩餘的東門對望。
政權轉移，用途繼續改變。
東三線成了中山南路，對應梅屋敷改成的逸仙紀念館；台北市役所從地方變成了中央的行政院；台北州廳從行政權轉為監察權；二高女的學生進了北一女，建築為立法權掌控；教育權取代學術研究，民初北洋政府的王寵惠之子王大閎，賦予他結合中華元素的現代性。
2000年後，同一路上，以日治台灣作家為底，踏著他們的語彙前進，文學大道上，重探昔日風華。
現代御史在台北州廳：
建築是森山松之助的設計，地點跨圓環兩側，符合日式公共建築的權威性；國府轉為監察官員的機構，從行政權變成監察權，球員換成裁判。
西化的過程中，學習者模仿的對象，各國不一；即便西方自己，也是多種模式：英、法、美、德等眾人仰望的民主對象，各自展現國體選擇的不同風貌。學習哪一套？又演變成何種模式？都是吸收、消化與變遷的過程。
如日本政體，看似英式，但明治維新下的天皇權力大不同，與萬世ㄧ系的神話有關，和英王來自歐洲王室的聯姻不同。
時代不同，部門權責也發生變化。昔日行政權獨大，演變成立法權壯大；當行政、立法又是同黨時，誰大？見諸朝代殷鑑，永遠不會是六品御史！
日治，幸町教會；國府，濟南教會。完全能夠從名字見鄉情，移民不斷的台灣到處皆是。松山，日本改自清代錫口；台北帝國大學，國府改為台灣大學；東三線，成了中山南路。
「國語」教會，為什麼特別標註？原來曾經過往，是2個教會的分合。
清代台灣長老教會來自2個國家，馬雅各是蘇格蘭、馬偕是加拿大，彼此有往來，且都用台語傳教。
日本帶來不分派的基督教，但說台語的太平町教會和說日語（國語）的幸町教會，都入住了井手薰設計的這棟仿哥德式教堂。尖拱窗、扶壁是哥德元素；紅磚、白飾帶是日本英國風；石頭百葉窗，則是設計者的創意。
國府後，2座教會分開，此處獨留國語，繼續長老教會「焚而不毀」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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