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芳明教授說:寫回憶錄,是政治;寫小說,是文學。
顯然,他偏愛後者。

誰先解嚴?是政治?是文學?
回首檢視,文學家的衝決網羅,使政治必須面對。

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,揭開黑暗人性,讓我們見到鏡像中的自己,因為真正的自己,活在別人的語彙裡。
現代主義文學在隱喻中對抗主流價值:漢人、男性、異性戀。
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,暴露人的自私;歐陽子的秋夜,揭示人性的貪婪;王文興的家變,對抗父權;白先勇的孽子,關照同性戀。讓邊緣價值發聲。
除了議題,還有寫作技巧、揭示人性和期待救贖,都成了台灣戰後文學的原型。
多少世代,讀它長大。

1970年代:
1972-73新詩論戰,文學該為誰而寫?菁英,還是大眾?政治上,出現黨外運動
1977鄉土文學論戰:左派的夏潮為農民工人發聲,與右派論戰,涉及意識型態。政治上有中壢事件,1979美麗島事件。

1980年代:
知識爆炸,錄影帶和傳真機,使文字和影像傳輸,躲過警總的眼。
新竹科學園區設立,帶動產業升級,強化中產階級的出現,以後的改革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有關。
歷史的書寫出現:記憶,成為作家重要的題材。如朱天心,我記得~難道你們都不記得了?忘記,就表示沒有發生過?
1987老兵返鄉探親運動,原是民進黨對抗體制衝撞的策略之一;曾幾何時,兩岸互通,成了賣台?

1990年代:手機、網路的衝擊,出現虛擬的第四度空間(時間、空間、心理之外的虛擬世界),也出現哈柏瑪斯說的合法性危機,顛覆主流論述。

2000年以後:
後現代的右派思考,偏重消費社會,解構主流論述;
後殖民的左派思考,偏重批判文化,重建主體論述;
兩者交織成台灣精彩的多元文學階段。

陳教授的第五堂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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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兆榮(丹楓小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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