單兆榮(丹楓小筑)

另一位文友王開運(1889-1969)，是詩人、實業家和政治家，喜歡為當時的各種女性寫詩和抱不平，如車掌、女中等，也曾贈詩〈友人蕭天旺君納寵喜詠〉：「果然(三生)石上有(證)前因，南地遙遙締晉秦。賦就小星人似玉，從今容膝(金屋)四時春。」[1]創刊《三六九小報》，諷刺時事、解讀文化，也有戲謔的「笑林」，和一般政論報紙風格迥異。王開運的問政、詩文和雜文，如今都由國家收錄成全集。國府時期擔任省政府參議會員時，王開運多次為女學請命提案，認為光復後(1947年)南二女學生搬入南一女合併後，台南女學只剩一所，仍需再開。不斷反覆提案。在那個參議員沒有太大權力的時代，這樣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，足見為民喉舌的認真嚴謹，與嘻笑怒罵文章大異其趣。

    蕭師念及祖母，大器的正室周留，很少當眾發脾氣，人又開明。對廟會、基督教或佛教的慶典都好奇，他也受影響，對佛經、聖經和古蘭經都有興趣，開啟日後研究之路。奶奶有位會作詩的閨密石中英，是他詩作的啟蒙老師，字儷玉，都敬稱「儷玉姨婆」。奶奶知道他喜歡寫詩，商請儷玉姨婆教詩作的規則，如平仄「一、三、五不論，二、四、六分明」等，石師戲稱必須備3顆蛋幾把蔥拜師方允，結果並未行此禮，曾將詩作寄去請她修改。之後自己朗誦揣摩，慢慢自學，勤寫勤修至今。

( 圖49：優雅的蕭家人。後排左1戴眼鏡的是父親蕭世榮，左2祖父蕭天旺，左3四叔。前排左1蕭敏雄，左2母親楊貴貞抱著他，左3庶祖母，左4袓母周留。 )

    石中英1955年6月南下參加「全台擊缽聯吟」期間，就是借住蕪園。根據景美女中國文老師陳嘉英的研究，推測在邊做女紅邊側耳下，跟著家中男子讀家塾學詩而成。擊缽吟，福建又稱「詩鐘」，根據清代學者徐珂的研究：「詩鐘，似詩似聯，別為一體，屬於嵌字偶句。」稱詩鐘，因為使用限時的工具，焚燒線繩，燒斷後所繫鈴鐺掉入缽中，發出聲響。又名「戰詩」，形容比賽的緊張氛圍。詩鐘之名，流行於道光、咸豐年間，由閩人開始，擴及燕北、江南。隨著移民文人引進到台灣。在台灣設定的共同主題有地域的關懷，例如以「天足」為題，希望就解放纏足入手，彼此觀摩，抒發己見和學識，並出版成集，增強漢學文風，也改善社會風氣。1924年台北瀛社在大稻埕的江山樓主辦第二次台灣全島聯吟大會時決議，宣佈成立「全臺詩社擊缽吟會」，以後每年於五州(台北、台南、新竹、台中、高雄)輪流舉辦，又稱「五州詩人大會」。連橫說，這是傳統文人寄情聯誼的方式，在限題、限韻、限體和限時下，展現文人豐厚的底蘊。在日本統治50年期間，全台先後成立的詩社超過200，是藉由詩作吟詠，維繫漢文的苦心。日本來台官員中，也有不少對漢詩深入研究者，加入詩社與台人一起吟詠，藉以攏絡菁英階層和人心。

    1925年石中英就出席由南社主辦的全島詩社大會，也在這年設立「芸香閣書房」招收女弟子，教授漢文和古詩，這是日本時代台灣人私下保存漢文化常見的形式。設女學同時，她也就讀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」(今台大醫學院前身)，取得助產士執照，任職日本在漳州的病院。1930年與幾位女詩人合組「芸香詩社」，和各地詩人唱和往來，發表詩作於各大刊物中，如《台灣日日新報》、《三六九小報》(蕭天旺友人王開運主編)，丘念臺還為其詩集寫序。

    因為與鹿港詩人的婚姻不睦，遠赴廈門為抗日事業奮鬥。1935年台灣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期間，6月在泉州桐城作詩〈台灣淪陷四十週年有感〉(紀年為民國24年)，抨擊台灣總督府的「六三法」欺壓本島人。

    地皮剝盡吸膏油，植鑛佃塩恣意收；

    漁火七鯤猶在望，風光八景變荒丘。

    劫灰四十年來後，血跡三條溪澗留；

    專制政權民嘆息，六三法[2]網脫無由。

此年也是與詩人呂伯雄第二段婚姻開始。呂伯雄出身自三貂嶺基督家庭，日本時代到上海組織台灣革命同盟會，為抗日詩人。1937年石中英投入抗日戰爭，作〈詠八百健兒殿後〉(即八百壯士上海留守四行倉庫)；1941年加入台灣革命同盟會，194年夫婿因二二八事件被捕，寫詩〈綠野新村〉批評。20個月獲釋後，兩人淡出政治，受洗寄情教會，還創辦長老教會古亭分會。1949年《台灣詩報》創刊，為社友。1955南下參加全台聯吟大會，可見台灣光復後，詩人活動依然絃歌不輟。1958年才回台南定居。不少詩人稱譽石中英為女中丈夫；63歲回首光陰，也在詩中稱自己「狂」。1975年呂伯雄為她輯詩1000首和詞81闕，出版《芸香閣儷玉吟草》，5年後辭世，享壽91歲。長女呂少卿，教育行政高考第一名，1985-90擔任北一女校長，日後也為父親出版《竹筠軒吟草》3卷。

     蕭老師說儷玉姨婆後來介紹五嬸(石中英妹之女)進入蕭家，好友成了姻親。巧的是，南女65級316學生閔秋英，現任教亞洲大學，也是南女國文蕭美娜老師同班。當時在台中二中教國文時，修讀碩士，論文就是研究石中英，為此特別請蕭老師代為聯繫呂少卿校長。他也帶上自己50年的詩作北上，作為對啟蒙恩師的禮敬。他讀完論文後，特別寫詩贈學生：「蕪園敲句啟蒙時，四十年來熱愛斯，愧我才疏辜厚望，欽君筆健論瑰奇；漸多幽探芸香閣，豈少佳評儷玉詩，自恨蹉跎荒詠絮，幸從賢契補無知。」感念這段啟蒙。

圖50：詩集《芸香閣吟草》書影和石中英簽名贈送給閨密周留(蕭老師的祖母)。以其號「石如玉」署名，書名由于右任親筆書寫，下蓋姓名章，見兩位文人的交情匪淺。左頁其他2刻閒章，一是「蕭敏雄藏書章」、一是「蕉窓聽雨齋藏書」。

(圖51：蕭家祖宅「蕪園」今貌-古厝。共3張照片，由67級楊淑芬親赴蕪園拍攝。)

(圖51-2:蕪園今貌-古厝廳堂。)

( 圖52：「蕪園」蒐藏的日本時代海報 。)

蕭天旺與周留生了五子三女，第五子蕭世宏就讀台大商學院，四子蕭世宗娶謝國城家女子，有棒球之父稱號的謝國城祖先為舉人，自己讀早稻田大學政經系，曾任讀賣新聞記者，謝家院落也大且深。長子蕭世榮(1916-2005)，在親友的惕勵下，考上1918年成立的「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」(今台南大學)，1922年遷校址於桶盤淺，成為1917年成立的南一女鄰居，都以紅樓聞名。當時師範學校的修業年限是中學校5年，若想升學，加上演習科一年，再讀師範學校一年，總共7年，學子都是社會菁英，畢業後更是奠定基礎教育的老師們。例如台北師範的學生，在石川欽一郎等美術老師的指導下，成為帝展、台展的名畫家，顏水龍、陳澄波等人也多參與台灣文協會，對台日學生不公的待遇掀起學潮，陳植棋還因此退學，轉而赴日留學；後來才有為台灣子弟另創的芳蘭校區(即和平東路二段的今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)，有別於專給日本人讀的南門校區(今愛國西路上的台北市立大學)。

以下為父親蕭世榮在台南師範學習的珍貴照片:

(圖53-1:南師校門，牽腳踏車者為蕭父。)

(圖53-2:實驗課。)

圖53-3:庭球(網球)。

(圖53-4:校外教學，乘竹筏、游泳。)

(圖53-5:軍訓課，國府接續實施。)

圖53-6:赴台南神社參拜，接收台灣、病死台南的"北白川宮能久親王"(今台南二美館j位址)

(圖53-7:在兒玉後藤公園(國府初改為民生綠園、今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)留影。

(圖53-8:大南門留影。)

(圖53-9:當時書包流行以左手環抱。)

(圖54：蕭敏雄老師贈堂妹蕭今津嵌字詩，她以飄逸的行書回贈，見文藝世家底蘊。_

蕭世榮師範畢業後派任為坪林公學校老師，認識了三高女畢業的同事楊貴貞老師(1917-2016)。自覺不夠浪漫的蕭世榮，為了追求女友，知道楊貴貞喜歡百合花，溪釣歸來，路旁摘一朵百合，別在魚簍上示愛。婚後生下的長子「敏雄」(日語發音toshio)，長女就是「百合」 (youri)。他看過一張母親在百合叢中，對面攝影者讓她回眸的照片，煞是好看！可惜父母親的相本因為新生南路水患(應是堀川滿溢)，水淹一樓全毀，印象中水患嚴重，當年爸爸還游泳去買早餐。

(圖55-前排老師右為蕭師父親蕭世榮。)

(圖56：蕭世榮、楊貴貞結婚照。)

    坪林公學校教書5年後，蕭世榮覺得自己不適合教書，身為長子的他，買書自學製冰，到汕頭負責製冰廠的運作，協助父親事業。當時3歲的敏雄，關於汕頭的記憶殘存片段。因為家道殷實，擁有的玩具，除了能跑的小汽車，還有加汽油點燃發動機的玩具飛機，能掛在天花板上繞飛。有一回，調皮得把飛機放入製冰廠放流的冷卻水中，被漂走。印象中，日籍台人的地位在汕頭是高的，汕頭華人生活貧困者多，有回母親買油麵被乞丐當街搶走。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，全家返台。輪船上遇見一位和善的日本軍官，因為敏雄長相與年紀和此人長子相仿而有交流。

    戰爭前間，日本為管理糧食配給，有官方統制，也要求地方士紳們組成「糧食團」，統一蒐購與分配米糧，蕭世榮就是擔任這類職務。光復後，加入辛文蘭(台南實業家辛西淮次子)的「自由牌腳踏車公司」，當時為全台五大廠牌之一。從仰賴日本進口，到自行研發實驗，最初在同一家公司的電鍍附屬部門上班，後改入腳踏車部，因為做事認真負責，調台中分處當主任，住在辦事處閣樓裡。蕭老師回憶，考上台南一中初中部時，父親的賀禮就是一台自由牌，當時一分地100 元，一輛腳踏車要30元。腳踏車公司結束後，父親改到小學同學開的五金行當會計，一年只休兩天，除夕和大年初一，回到家都很累。後又轉行塑膠業，又因塑膠公司與奇美企業有往來，被挖角器重，擔任三重冷凍工廠經理。當年除了不錯的高薪，還從薪資扣除，分期買奇美股份，家庭經濟大為好轉。57歲退休後，賣股票過著有餘裕的晚年，蕭老師每個月給父母固定的家用，父親都存起來沒用。直到25年後，告訴他：「我養你25年已經相抵，給媽媽就好。」90高壽辭世時，台北仍有房產留給家人。嚴謹負責任的父親，對孩子們也是貼心關照。例如給零用錢的規定是，小學每天2毛，初中生一週給一次，高中一個月給一次，大一時240元，大二大三調到320元，每個月3號一定會收到錢，絕不誤時。所以求學生涯從未缺過錢，大學時還可以借錢給同學。1957年考上台南一中高中部時，曾經搭台鐵到台中探訪父親，當年寫了一首詩；2000年又把此詩拿出來修改，懷念親恩以外，也是家訓下永不停歇的自我負責。

     根據陳家豪《近代台灣資本與企業經營-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》的博士論文研究，日治初期的台資在後藤新平的國鐵政策掌控下，台資只能經營輕便鐵道，成為台人前三大產業，逐漸擴張事業版圖。以「興南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」為例，1919年的資本額為60萬日圓，日資不到一成。但1920年代鐵路運輸逐漸受到公路運輸的威脅，開始轉型到自動車，企業第二代也培養接班，學習累積資本。如辛文蘭於1930年代在父親辛西淮的有心栽培下，就讀日本大學部機械科，還擔任過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的技術員。皇民化時期，為了統籌管制、也為了消弭不當競爭，規定公車營運採取一路一線方式合併。1942年在台南公會堂(社教館，旁有吳園)成立合併大會，辛家就有辛西淮、辛文炳、辛文蘭等父子三人為董事，黃欣是監察人，但台人資本比重下滑，戰後主要由辛西淮家族與林全福家族掌控。國府後的台人資本大量填補日資撤走的企業，發展型態從輕便軌道，到汽車運輸、地方客貨，再到中小企業，辛家企業正是如此經歷。1950年代經過金圓券、新台幣改革的震盪，有些公司資本額被迫調整，辛文蘭的「台灣產業有限公司」就被迫退出市場，蕭世榮可能因此殃及。

    關於自行車市場的發展，陳柏如說：「1954年以前，台灣有五大組車廠，由大陸回台的大東公司（飛虎牌）最早，設立於南港七堵；台北伍順自行車由簡五朝董事長於1953年創 立於大龍峒（菲力的前身）；伍聯實業由徐紹1953年成立於板橋深丘（伍聯牌）、台灣自行車公司的自由牌在台南、福鹿牌在高雄。這五大品牌在當時可是家喻戶曉、響噹噹的牌子。後來大東、自由、伍順、福鹿牌相繼關門大吉，市場由批發起家的伍聯、幸福牌等所取代。」[3]現在台灣的悠遊卡租車系統捷安特(巨人)， 創立於1972年台中，1980年代已名列第一，並開創自有品牌，是國際市場的精品，已不可同日而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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